在城科会水分会日前举办的年度报告编制研讨会上，他借用人生的三境界总结回顾我国水环境、水生态工作的发展历程：建国前的零星探索属于“懵懂”阶段，是“独上高楼”；而从第一个到第12个五年计划的这65年，是“衣带渐宽终不悔”的探索阶段；而从2015年之后，则是“蓦然回首，灯火阑珊处”。随着“水气土”三个十条的出台实施，特别是今年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，体现了科学精神，理念、认识、行动进入全新的阶段。

“我们的探索期非常漫长，并不是主观上滞后，而是因为污染和治理的进展都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密切相关，是为后者所决定的。”

从九龙治水到三水共治

刘永定说，我们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规模性地开展水污染治理，但一直处于跌跌撞撞地研究摸索阶段。“不仅是在工艺技术的选择上没有共识，对河湖生态的认知和实践也曾经历过偏差，比如河流渠道化，建设三面光，以排水为目的，污染治理和生态割裂等。”

而在管理上，也曾长期处于九龙治水的状态，在水环境治理上缺乏系统规划和设计。“不同的脑袋有不同的指挥棒。不同部门从自身职能出发，从局部出发，有不同的考虑和做法，各有局限。”他说。

比如水利部门的思路是从防洪，农田、工程水利，到环境、生态、智慧水利；而城建部门则是专注于以厂网、设备、工艺为主的污水处理体系；环保部门是强调总量控制、达标排放、环保督察；农林则是从湿地、荒漠化、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着手。

而从“水十条”开始，“五水共治”，到总书记提出“ 三水共治”，一系列宏观政策体现了科学精神，从上至下，从中央到地方，对水污染治理、水生态修复、水资源保护这三个密不可分的工作内容开始统筹考虑和安排；

而河长制、湖长制从试点到制度确立，是为流域综合治理提供体制机制上的保障；近年来开展的黑臭水体治理，海绵城市建设、长江大保护等行动，则是新型环境治理体系的实践。

从两难到双赢的关键期

刘永定表示，从上世纪中期开始，我们国家对污染和治理的认知曾经经历过不同阶段。比如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产生污染，不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等。如今，各界都认识到：中国从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迈进的过程中，资源环境代价是比较高的。人均GDP没有积累到一定水平，就没有污染治理的经济基础，无法支撑环境质量的改善。

依据人口资源经济绘制的胡焕庸线，在新的发展阶段提示了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质量的相关性。经济发展、人口密集的中东部正是污染积累、生态退化最为严重的区域。

而在环境倒U形曲线即库兹涅兹曲线上，我国目前仍处于爬坡阶段，经济持续发展，主要污染物排放临近拐点。这一阶段同时也是避免环境与经济两难困境的窗口期、机遇期、攻坚期。

▲ 库兹涅兹曲线，来源：网络

刘永定表示，这条曲线有两个走向，一个是所谓的两难，也即著名的“拉美病”，治理失控、经济衰退同时发生。而另一个则是在资源环境代价可控甚至降低的情况下，经济社会继续发展的双赢。

“现在属于从两难到双赢的关键期。也是当代中国面对的时代命题、和历史责任。”刘永定说，“我们在爬坡的阶段，如果能同时实现环境的改善，将有很大希望。我们更多的蓝天就是个证明。”

治水根本在于治人 打造低通量系统

“现在国家在加大力度进行落后产能淘汰，关停并转，结构调整，尽管会对当地经济产生一定冲击和影响，但是非常必要。”刘永定表示，治污的根本在于治人，要从根本上调整生产生活方式。

“既要推进污染治理，更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，构建资源节约型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保护生态环境事半功倍的途径。”他指出，要建立低通量系统，避免高通量系统，即源头大量的资源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，末端进行高投入的污染治理，这种模式付出的代价太大。

“把城市水环境水生态看成是以流域为单元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。污染物的形态和位置一旦得到矫正，其性质也会发生改变。”他解释说，让污染物内部循环，发掘可用资源，尽可能减少向环境、向水体的排放。这是城市水环境、水生态需要解决的一个本质问题。

这是各级河长、湖长职责的重中之重。刘永定强调，河长要发挥统筹协调的角色，从经济生活发展方式的角度，考虑产业结构、资源利用，从污染的产生转化等方式入手，统筹安排水污染防治工作体系。“如果只是单纯地在末端控制污染，工作很难做到位。”

河湖治理的系统论和阶段论

“滇池水质现在企稳向好，藻类的压力甚至比太湖都要小。按‘阶段论’的思路和流域综合治理的技术路线，循序渐进，步步为营，是切合实际、扎实推进的可行之路。”

1995年，时任中科院水生生物所原常务副所长的刘永定，来到昆明领衔滇池水华蓝藻的研究工作。近20年的研究实践，他逐步深化对湖泊富营养化机理演变的规律认知，建立起“浅水湖泊生态系统的多稳状态现象与演变阶段划分—稳态转化体系”，先后参与了昆明、上海、佛山、贵阳、太原、福州等地的河流污染治理工作。

▲ 滇池风光，来源：视觉中国

“水环境治理的阶段论不仅是策略更是规律。”刘永定表示，江湖流域系统属于有组织的复合系统，遵循各态遍历定律，治理恢复是一个长期、复杂的过程，需要循序渐进的耐心，长期投入的决心。面对流域环境-生态开展治理修复，最重要的就是结合系统的结构、行为和功能结合，即确定其SBF框架。

从滇池来看，变化进程可以分为黑臭阶段、藻型浊水稳态、藻—草共存阶段、草—藻共存阶段、清水稳态等五个阶段。经过近20年的不懈努力，目前，滇池已迈过黑臭阶段，过渡到藻型浊水稳态，并朝着藻—草共存阶段（藻占主导地位）的区间滑动。其中，中间三个阶段的治理需要控污与生态修复并举，才能真正实现滇池整个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。

刘永定说，从这个角度看，黑臭水体只是河湖治理的第一阶段，考核指标也比较单一。而现在有的地方为了短期内达到考核，采用了很多奇特的招数，是很不可取的。

与此同时，生态系统变化和环境变化是同步发生的，应警惕“伪生态”、“半步生态”的思维，不应把生态仅仅做成绿色景观，也不应停留在中间阶段，而是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特点，建立多元的生态评价体系。

在技术方面，他建议，要尽快建立国家环境生态基础数据网库。作为国家基础建设的一部分，专门立项成系统地甄别和汇集数据，授权共享，制定行业数据采集、使用、管理规范，要立法保障。“现在开展河湖环境研究治理，数据方面的基础薄弱是空白是普遍现象。”